上海有个“特殊”政府机构：科长、处长、局长在这没有职级高低，“吵架”是常态

江苏省发改委的正处级干部

(资料图)

罗伟光已经50多岁

从2018年起他去了上海

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工作

（以下简称“长三办”）

每周日晚上

他背着个黑色书包

就去赶去上海的高铁

临行前都会给妻子说一句

“我出发了！”

像去上学的孩子一样

罗伟光

长三办

是长三角合作机制的常设机构

也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官方机构

来自上海、安徽、浙江、江苏的20多位干部，不再是原单位的科长、处长、局长，没有职级高低，跨越行政区划，共同成为长三角的“店小二”。

5年过去，罗伟光看起来依然精力充沛，说到兴起时，滔滔不绝。5年的南京、上海两头跑，罗伟光早就把高铁坐出了地铁的感觉，每次快到车站再买票，不耽误上车。不过，今年开始，“地铁的感觉没有了”，但这是件好事，长三角区域人员流动日趋紧密，车票经常卖空，罗伟光得提前一周买票才行。

这是独属于罗伟光的长三角一体化成就感。

第一年

“吵架”是常态

起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在南京工作了半辈子，已过知天命之年，突然要去上海。事情决定得很急，接到任职通知的那天，罗伟光正在医院排队拿药，电话打过来，说什么也要让他回去一趟。“说是需要一个人，既熟悉交通，又熟悉长三角。”罗伟光开玩笑，说，“这不照着我画的吗？”

早在2002年，罗伟光已开始接触长三角工作。当时一体化特征尚不明显，先讲区域合作，各省市热情很高，自发组织发展座谈会，成立专题组，互惠共赢。经过几年发展，联席会议逐渐体制化，以轮值的方式确定下来，每年交棒。

随着长三角区域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一体化的意愿愈发强烈，轮值的方式渐渐满足不了需求。“因为各个职能处室的人不停在变，几轮下来，很多项目找不到源头了，还有很多项目无人接续。”罗伟光回忆，“大家商量下来，还是得有专门的一批人来推动。”

于是，2018年初，长三办应运而生，办公地点设立在上海的武康路上。来自上海、安徽、浙江、江苏三省一市的干部，前后20多人，在此合署办公，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第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官方常设机构。

罗伟光经验丰富，派他来上海似乎理所当然。不少同事知道他的经历，送给他一个戏谑的外号：长三角“活化石”。

长三办第一年，“吵架”是常态。从挂牌那天起，长三办就开启了高速运转模式，首项重大任务是完成《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3个月内完成。每一位来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有着双重身份，承担着两份责任。一方面，他们带着各地的诉求而来，在推动合作时，要充分提出。另一方面，大家又同舟共济，为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共同目标，必须谋求“大利益”。

各省市共带来195项诉求，最终180多项纳入行动计划的编制。几乎每一项诉求提出来，就伴随着争议，面对面争得面红耳赤。罗伟光是交通能源组组长，断头路、城际铁路、机场、航道、港口、地铁一码通、撤除省际收费站等，内容多样。项目没有得到安排要“吵”，得到安排时序靠后要“吵”，甚至文字的表述没满足对方的要求也要“吵”。“我有时‘吵’得心烦意乱，就找人诉诉苦。”罗伟光笑着说，“争论是正常的，我们‘吵’明白了，分歧就弥合了，有共识，推进就会有合力。”往往平复心情后，罗伟光又会充满激情地去“吵架”了。

那时，本报记者探访长三办后，在稿件中写下感慨：“这里不像传统的政府办公室，倒像一家准备IPO、热火朝天的创业公司。”

那年6月，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上，签订了一揽子协议，三年行动计划也终于发布。同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事在长三办的工作群里发消息：同志们，事业搞大了！那天，群里热闹得像过年。罗伟光也特别兴奋，“给我的感觉，基本和企业成功上市差不多”。

罗伟光的外派时间先约定了1年，没过多久，期限到了，他获得再次选择的机会。“回不回去？”罗伟光没犹豫，“不回了，我就在上海。”

“这事不怪上海”

江苏干部在这当“老娘舅”

元荡的这边是苏州吴江，那头是上海青浦。沪苏两地看似近在咫尺，但以往，隔湖相望的居民要想往来，要么走一条小路，近一些，却只能过人和非机动车；要么绕行318国道或G50高速公路，得多花不少时间，走高速公路还得过收费站。

打通这条路，是长三办基础设施组成立后第一个抓的断头路项目。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纲要中，规划要打通17条这样的断头路。这些断头路都有一个特点，大多是规模不大的县乡道路。罗伟光说：“如何建一座跨界的跨线桥？一级道路、省道、高速公路，我们都有相应的沟通机制，到了这种区县道路，我们还真的没做过。”

县乡级的公路是沟通交流的毛细血管，路虽然不宽不长，却也能影响区域经济的流动效率。吴江的汾湖经济开发区一直与上海关系密切，开发区内企业货物从上海港口出海、从上海机场空运，还有已落地的与上海相配套的产业，都需要公路运输。

但要打通这条断头路，却要牵扯到两个省市的规划、投资、建设，曾经机制的瓶颈远远大于技术上的困难。罗伟光说：“断头路是怎么形成的？这条路可能上海不一定急需，进度没排到，但是江苏很着急，不过要进入上海地界，资金、土地指标都由上海出，说白了，这是一条完全利他的公路。”

在江苏工作时，考虑问题以江苏省角度为主，罗伟光一度为断头路的事情恼火。到了长三办，他的心态不一样了，“这个事不怪上海，出钱出力还没好处，为什么要积极呢？”

这需要融合互利的共识，也需要能够打破现有行政架构的机制。“以前吴江和上海都没法谈。”罗伟光说，吴江交通局是科级，上海交通局是厅级，级别上差太多，开会都不方便，很多问题没法沟通。但长三办可以出面协商，扮演“老娘舅”的角色，邀请两边各派出负责人，坐下来聊，各自提条件，充分沟通。

为了打通元荡的这条断头路，国内首张跨省域项目水务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出炉，一张批文上，盖着上海、苏州两个红章，这也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审批序列号：示范区涉水。项目编号为：2020年001号。

断头路通车后，罗伟光的同事曾和记者一起到现场，随机选择在路上驾车经过的驾驶员采访，他们纷纷称赞：“不用再从高速绕路，原本40分钟的车程，现在缩短到5分钟。”

长三办当“老娘舅”的故事，还有许多——

2019年，长三角地铁实现一码通行。项目推行前期，难度很大，各地都有各自的一套收费系统，都用惯了，不愿意改。长三办没有利益归属，以撮合的身份出面，提出采取兼容的办法，不否定原有的收费方式，把系统开放，彼此共享，这才使项目得以顺利推动。

2021年，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和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交界处的池杉湖大桥顺利完工。建设过程中，由于河道变化，两地分界出现分歧，河堤修缮一直无法推进。最终，罗伟光到现场进行了协调，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到这工作成了“香饽饽”

有干部自费主动挂职学习

如今，罗伟光已开始他在长三办的下一个五年。他每次离家出门时会说“我去上海了”，有次他不经意说成了“我回上海了”。“我太太说我成了长三角人，又要去长三角了，我想了想，她说得很对。”罗伟光感慨。

几年摸索，长三办已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机制，建立了“点线面”的工作体系。

关于面，长三办建机制、搭平台，罗伟光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下了蛋孵出小鸡去干活。”目前长三角已搭建大大小小的平台几十个，有的平台是长三办模式的拓展，集中办公，有些保持月度会议或季度会议。

关于线，长三办分了15个专题，依托职能部门，重点联系沟通，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关于点，每年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召开座谈会，会议内容整理细化后，连续3年，每年梳理出24项重点工作，根据分工找出牵头部门，成立专班，督查跟进。

在区域融合发展方面，长三办本身就是个创新。这种协调机制正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长三办的工作机会也成了“香饽饽”，还有干部自费主动挂职学习。

随着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长三办的工作随之调整。2018年，第一个三年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被格外突出，这是一体化的基础；2021年，在编制第二个三年计划时，产业链成为重点，聚焦产业集群和产业体系的构建，做好补链、固链、强链的工作。

罗伟光愈发觉得，能做的、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三省一市危化品能在高速公路通行的时间段不同，这使得物流运输途中的时间成本增加不少，若能通过长三办的平台，按照一定标准，统一规则和尺度，将有利于区域形成统一大市场。

一体化走入深水区，长三办要啃硬骨头。如今，第二轮“三年计划”也已接近尾声。接下来，长三办正酝酿和谋划第三轮三年计划。“下一阶段重点是产业+科创，通过区域合作，方便要素流动，根据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助力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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